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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我国首次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以来，围绕数据要素市场的制度规则、基础设施、市场服务生态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已全面展开。如今，正处于“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承上启下关键阶段，有必要对“十四五”时期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实践情况加以全面审视，推动其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由“通”向“活”的深刻转变。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十四五”期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在顶层规划、制度框架、基础设施及市场生态四大方面的实践成效，并指出当前仍面临数据供给质量参差不齐、交易流通机制滞缓、应用能力普遍不足等结构性梗阻。究其根源，主要涉及产权界定模糊、价值评估体系缺失、监管协同不足以及企业转型滞后等多重因素。面向“十五五”,有必要在宏观层面推进数据产权立法、统一数据标准体系、优化监管架构；在中观层面完善交易机制、强化关键技术并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在微观层面激发企业内生转型动力与个体数据能力，系统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机制完善、生态激活转型。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的政治信仰、政治使命、政治追求，拥有先进性品质和纪律性规范。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真理铸就的强大政党基因，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德性”修养与“礼法”秩序的创新发展。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历史性生成，是无产阶级政党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精神武器，同时，也是“尊德性”之自性生长、“道问学”之后天培植，虽有吾性自足之潜能，更需科学理论之指引、严明纪律之养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品质和纪律性规范并非与生俱来或一劳永逸，需在党的自我革命中淬炼升华。回望过去，党通过涵养先进性品质、遵守纪律性规范一步步发展壮大，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面向未来，必须一以贯之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持续擦亮先进性品质和纪律性规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利器。当前，我国问责机制已初具规模，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作为其中的重要支柱，在目标上二者共同服务于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刀刃向内”的自我监督闭环；在制度上二者在问责对象、情形、方式等方面多维互补；在实践上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为两类问责协同实施提供坚实保障。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的协同，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关键一环，既能提升监督效能、优化监督体系，又能坚守党的纯洁性、涵养良好政治生态，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然而在协同问责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通过进一步厘清主体权责边界、明晰客体适用、健全制度机制、强化监督问责，提升问责工作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责制度。
本文通过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在劳动主体、劳动客体、劳动工具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就劳动主体而言，黑格尔虽论及劳动的欲望与享受等感性特征，但仍以形式推理展开异化分析；马克思则批判其抽象性，将异化问题转向现实维度。在劳动客体方面，黑格尔通过对植物、动物的劳动现象探讨主奴关系，但缺乏现实批判性；马克思则深刻揭示了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根源。关于劳动工具，黑格尔积极评价工具的发明，但仅零星提及机器的异化效应；马克思则系统论证工具化导致工人被奴役，并提出共产主义作为扬弃异化的必然路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超越了黑格尔的理论框架。
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围绕其是否属于决定论、何种意义上的决定论等问题，学界长期存在理论解释上的根本张力与共识缺失，形成了一系列深刻而对立的阐释立场。通过引入自然科学哲学中“决定论终结”这一命题，可以在交互论证中重新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性质。一方面，通过批判“决定论终结”说的理论预设，指出当代科学哲学所揭示的机械决定论危机实为决定论内部形态之演进，而非决定论整体范式的终结，从而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属性开辟理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系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论证其既坚持历史发展的因果性、规律性与必然性之基本承诺，又通过“发展过程论”扬弃宿命论因果观，以“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突破机械必然性框架，属于超越传统决定论的辩证决定论形态，由此确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是机械决定论，反而以其辩证性与历史性为决定论范式提供了新的理论典范，这也为回应“决定论终结”议题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依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承担的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制度功能在实践中面临着公平和效率目标导向的内在张力、内部治理结构的角色张力以及功能配置的超载张力，从而影响其多重功能的发挥。本文从内部治理优化机制、外部制度补贴与赋能机制、要素整合与互动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优化其功能结构的系统性对策。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在内部治理与外部赋能、公平目标与效率目标、市场定位与公益定位之间寻找有效的制度平衡模式。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小农户如何有效对接大市场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命题。本文基于施坚雅的市场层级理论，创新性地将农户进入的市场划分为发端市场、中端市场和核心市场三个功能层级，通过对高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野调查，系统阐释了合作社推动小农户实现市场跃迁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通过适度组织化、适度规模化、适度市场化的阶段性策略完成初级发展，有效帮助小农户对接中端市场；进而通过政策赋能、龙头企业带动与内部激励的三重驱动，实现向高级阶段的演进，最终助力小农户突破核心市场壁垒。这一“阶梯式演进”逻辑不仅丰富了市场层级理论，更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提供了实践路径。
种业振兴和乡村振兴之间具有目标契合性、主体互通性、功能互构性、价值归一性、战略耦合性等特点，这构成前者助推后者的逻辑起点。种业振兴以推动种业创新驱动乡村产业升级，以发展种子产业带动乡村人才聚集，以发扬种子精神涵养乡村文化风貌，以推广绿色种源促进乡村绿色发展，以强化党建引领推进乡村组织振兴，从而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然而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的转化链条不够畅通，产业发展带动人才聚集的承载能力明显不足，精神价值涵养文化风貌的传承载体日渐式微，绿色种源促进生态转型的价值传导尚未打通，党建引领推动组织振兴的整合效能有待提升，成为阻滞种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症结所在。因此，需以畅通科研转化链条、拓展产业承载功能、激活文化传承载体、打通绿色价值传导、提升党建引领效能为路径，不断提高种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质量和水平。
公共数据开放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新契机，从而能更稳健地支撑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中国294个地级市2008—202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提升财政可持续性，这一结论在经过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产业集聚水平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数据要素建设水平低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财政可持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未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做好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优化相关政策，针对地方差异精准施策，以释放数据价值红利并进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列为重点工作任务。当前，我国为应对地方债务风险，设立了地方债务的分类管理制度和分级响应的财政重整制度。我国地方财政重整制度具有行政主导特色，其规范依据在于《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之统一领导权。但是，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监督权”的配置尚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地方财政预算在应对“城投债”等“救助债务”时缺乏“硬约束力”等因素，使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重整制度“难竟全功”。为此，我国还需要完善行政组织立法、财政预算立法、企业破产立法，健全地方政府举债的财政监督规范体系，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财政重整制度。
土地的双重属性及其引发的张力是解答中国乡村内生式发展何以可能的关键。以云南省曼坝河村为例，村寨在特色农业发展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土地的经济属性吸引外部资本与市场介入，推动生产关系“向外”扩张，但也暴露了非嵌入式合作的脆弱性。后期，在应对外部风险的过程中，以乡贤能人为核心的内生力量被激活，他们依托土地承载的地缘、亲缘等社会属性，将社会关系重新嵌入生产实践，构建起富有韧性的非正式经济组织，形成了“向内”凝聚的稳定力量。在此过程中，土地的经济属性(向外)与社会属性(向内)并未导致共同体分裂，反而促成了一种外部扩张与内部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一张力平衡机制，揭示了村寨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韧性与活力的微观实践逻辑。
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整体框架中，对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重新定位，探讨其未来的去留转改问题尤为重要。通过制度分析、历史审视与路径推演，可以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着积极贡献，也存在着现实失效性。既有改良主义路径所主张的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技术性调整与局部优化策略缓解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公积金制度存废得失论证的基础上，可以选择一条“风险可控的退出路径”,以平稳转换、权益延续、风险防控及财政均衡为原则，通过系统改革逐步替代原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作为鲁迅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诗论之一，有关“嘴唱的诗”论述涉及诗乐关系，蕴藏着丰富的音乐内涵。在从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鲁迅从传播接受的感官维度出发，反思新诗局限于知识阶层书面阅读的“眼看”特征，主张以“嘴唱”的歌唱文艺照顾民众阶层的听觉接受。当时，《毛毛雨》之类的都市流行曲虽在民众中广为传唱，但其靡靡之音有助长民众的低级趣味之弊，鲁迅强调从歌词入手，发挥新诗在民众歌唱中的精神引领作用。对于中国诗歌会推动的新诗歌谣化，因其兼具诗的元素和大众化诉求，鲁迅与之保持一定契合并有所参照，但他始终坚持启蒙立场与知识分子独立姿态，提出了一种既为民众所唱、又融合诗乐的“新民歌”构想。关于“嘴唱的诗”论述，体现了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努力：他试图通过诗与乐结合，创造特定的“新民歌”形式，促成民众“唱新诗”的格局，以实现其启蒙民众的文化理想。
抗战时期，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际援助通道被封锁的严峻形势，为了保障战时物资运输和军队调动，中国在大后方启动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计划，其中包括湘桂铁路、滇缅铁路、叙昆铁路等重要线路。中国铁路技术人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地形复杂、资源匮乏等困难，逐渐掌握了先进的山地筑路技术，在崇山峻岭中铺设数条铁路干线。滇缅铁路无疑是我国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铁路技术成果，它不仅连接了国际援华通道，展现了在主权背景下的技术自主决策，还体现了技术标准选择上的战略导向。虽然战时山地铁路的技术标准因条件限制相对较低，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实践创新，山地地区的铁路工程技术在战时得到了显著提升，自主化特色日益鲜明，为战后中国铁路发展积累了山地铁路技术基础。
基于2007—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本文系统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碳排放的治理效能、传导机制与政策协同效应。研究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对企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新的治理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减排效应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污染属性更强以及ESG表现更优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主动性风险承担水平、加速绿色转型进程三条渠道，有效降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与现行的环境信息披露、碳排放交易等绿色政策表现出显著的协同互补性，二者的结合能够放大整体的碳治理成效。基于此，有必要通过构筑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实行企业差异化引导、疏通核心传导渠道以及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与存量环境工具深度融合等举措，构建起数字经济时代环境治理新范式。
实数融合在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当前风险治理通常依据风险具体类型实施分类治理，难以精准适配实数融合所产生的新风险特征，致使治理零散化、碎片化、补丁化，市场主体也难以形成稳定预期。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应对新时代复杂安全挑战的战略指引，要求以系统思维有效防范和应对实数融合中的各类风险，实现风险的系统性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应着重推进风险治理的制度变革，加强过程性与源头性风险管控，实现实数融合的风险全周期规制。具体而言，可依据风险演化的累积、显现、扩散、修复四阶段路径，构建层次递进的系统性治理框架，将“类型化风险治理”与“节点风险治理”相结合，尽可能消弭过去的治理盲区，进而夯实主体预期，推进实数融合持续深化。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其理论叙事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基础。从历史时间的辩证性出发，本文主要探讨“第五卷”如何突破线性史观的局限，构建一种融合“历史耐心”与“积极作为”的辩证时间观。通过分析“第五卷”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以及“两个结合”对历史根脉的赓续，本文试图揭示出，其在重构历史主体性与文明演进逻辑方面的理论创新，为人类现代化叙事提供了一种复调性的历史哲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