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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上，列斐伏尔明确主张坚持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的抽象的方法、异化批判的方法和回溯—前进法。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历史认识，缘起于黑格尔。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将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统治力量，现代资产阶级有可能直接管理和支配生产力。这种国家观念，在后来的卢森堡和列宁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唯物史观命名规范上，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分别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之行”“系统之知”。生产条件包括三重意义——历史意义、系统意义、经济意义，对应要素的三种工作类型：(1)主体幽灵；(2)结构肉身；(3)经济物象。然则，对生产条件历史类型的追问超出了唯物主义的有机体“肉身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素研究肩负特殊使命：一是拒绝西方生产要素的平面构图理论逻辑，向“历史主体论”复归；二是从主体唯物主义起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策论中，深化社会生产条件的理论性质与实践逻辑研究。在学理上，资本要素与价值形式构造有关，国家要素和走出价值形式统治场及主体形式构造的形成有关，要通过道路殊异性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出生产要素的历史类型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进一步拒绝“普世价值的要素观”,以主体范畴、主体逻辑破除无差异的理性策略，解除对于理性工具的美学想象。
就“论理”在日本如何演变为“论理术”和“论理学”,“论理术”之外为何又造“论理学”,以及“论理学”为何能与“论理术”并存并最终取代“论理术”成为Logic译名的问题，需从语言接触中的语言学、思想史和学科史的层面给予一种立体的投射分析。江户时代兰学翻译时的语素对译法、西方逻辑历史上术与学兼备的特性和19世纪由术归学的转型，共同促成了日译词“论理术”“论理学”在日本的历史演化。“论理学”译名的最终确立，所折射出的是与西方知识科学化相伴的逻辑观念的变化，以及西方逻辑学知识体系在日本的确立。
“心中有党、对党忠诚”,这是党对全体党员的政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对党忠诚主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回答了新时代对党忠诚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党忠诚极端重要，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是战胜任何困难和敌人的重要依靠。对党是否忠诚是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的根本。对党忠诚不仅有党员义务、政治品质的含义，同时还有具体行动的指向。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做到始终忠诚于党，必须体现在对党的信仰、组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上，做到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有机统一。党员领导干部锤炼对党忠诚政治品质，必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加强对党忠诚教育、涵养对党忠诚文化、自觉加强政治历练。
在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中，音乐是主体由声而音、由音而乐，形成的乐曲整体。音乐家在外物的感动下以音表心，由音构象，听者则由耳入心，生成乐象。音乐通过象而呈现，由声音织成整体的乐象，并经常运用拟声的手法，以声音模拟万物的情状，模拟现实生活的场景。同时，乐象是主体感物动情、情动于中的产物，通过文采节奏表现主体对大千世界的感悟。音乐家借助于乐象流露情感，欣赏者则通过乐象唤起特定情感。乐象的生成是主客合一的，体现了宇宙的生命精神。乐象中体现了和谐的原则，包括节奏的动静相反相成与韵律的音节相辅相成的统一。音乐家借乐象象征大千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引发欣赏者充分的联想，增强表达的张力。
从文学知识生产与消费的系统看，人类智慧是及物的、动态的、具体鲜活乃至变动不居的关系之域。它至少包涵三层价值：在知识层面，是时空交互中身心敞开的通感式的深度联想；在情绪层面，是蕴含认知的选择性关闭中引而不发的文气；在批判层面，是对于悖论的书写中所提供的未必一定正确，但能够给读者以启发或畅快感的见解。而这三者，是非及物的、不具备具身认知的人工智能无法触及的天花板。与之相对的是，人工智能暂时不具备将不同体系知识进行情理整合的能力，很难模仿人类得以准确把握在什么时机关闭何种认知以达成某种情绪的智慧，因尚未具备人格，也就无法进行复杂的价值判断和社会批判。简言之，人工智能尚不具备进行“思想实验”和“想象之道”的人类智慧。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基于机械复制的“体力劳动式的脑力劳动”。人工智能“奇点”将至，这对于文学主体性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古代部族社会远离王朝国家的控制与影响，是如何维持其内部秩序及社会治理的?早期的西南地区政治秩序很不稳定，氏族大姓团体的活动趋于活络，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即产生于这类部族组织。氏族部落中的血系关系、世袭制、等级制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西南地区历史上集族权、政权、军权为一体的统治机构。部族间的械斗、仇杀近乎为一种“常态”,某种程度上讲，部族内部的团结及日常运作建立在部族间的竞争与械斗基础之上。因此，在古代社会，那些游离于王朝统治的氏族部落整合程度较低，整个社会一盘散沙，而部族间常态化的械斗、外婚制度、宗教活动以及部族内部的组织结构形成了早期社会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机制。
格拉提乌斯指控阿基亚非法拥有公民权这一案件前接试图夺取政权的“喀提林阴谋”,后续实现权力重组的“前三头同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阿基亚公民权之诉实质是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缩影，也是罗马混乱政局“平衡”崩溃的表现。西塞罗作为阿基亚的法庭辩护人，从法理和情理两个维度，破立并举，驳斥控方论点并塑造了阿基亚的公民身份。同时，西塞罗基于维护传统共和制的立场，在演说中试图将作为罗马共和国政治伦理核心的军事性德性转向伦理性德性，由此拓展罗马的公民观念，并面向大地中海世界将罗马的特权公民权转向普遍公民权，由此加强罗马的政治认同。这就为罗马共和国对内缓解政治冲突，对外处理庞杂的公民关系提供了理论出路。
《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构成一个极具中国特色且在隐私与个人信息立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该规则将极大地改变前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践，限制乃至取消司法机关选择隐私或者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裁量空间，迫使司法机关在每一个个人信息保护司法纠纷中不断重复私密信息之私密性检验任务。民法典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践，面临着由于私密性界定标准本身的空泛和“社会一般合理认知”的架空而丧失其能力的危险，既无法实现加强个人信息中私密信息保护的目的，又可能导致放松乃至放弃对私密信息之外的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以达到所谓强化一般个人信息利用的目的。
数据交易所在数据交易中处于中介人地位，应接受《民法典》合同编中介合同章节相关条款的调整。但基于数据交易、数据交易所的特殊性，这些条款在规制数据交易所中介行为的过程中面临系列困境，学界对此争议不断，亟待进一步厘清。应立足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数据二十条”及各地数据交易规则和数据交易所管理办法，结合数据交易实践，构造与如实报告义务相配套的特殊义务体系，确立数据交易所过失状态下的损害赔偿责任，建构损害赔偿责任认定的类型化机制，适当调整数据交易所的中介行为，最大限度达致各方利益的衡平。
随着国家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数字安全风险防控中的应急管理权及其运行机制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应急管理权配置模式难以有效匹配新型的数字安全风险防控需求。尤其是，在科技企业私权力的频繁介入之下，数字时代的应急管理权正在以安全保障义务的方式转嫁给科技企业，从而造成应急管理的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鉴于行政机关和科技企业在数字安全风险治理问题上的协同治理现实，国家应当建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的公私协作式应急管理权配置模式；在权力体系安排上，应当围绕应急管理权力主体的性质差异和法律责任分别设定行政机关和科技企业的应急管理权限；针对数字安全风险的偶发特性，应当建立责任豁免机制和安全补救机制，进一步提升数字安全风险应急制度的合理性。
ChatGPT作为一个智能助手，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创新、资源创新、方式创新，构建个性化定制、复合性训练和创造性培养的理想图景，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赋能。但是，在ChatGPT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ChatGPT的介入可能会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式微、传播效果的偏差以及伦理责任的隐忧，使主体矮化、内容分化、技术异化的问题日益显现。当前，在对ChatGPT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的活动进行调试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人机协同进行关系革新，着眼能力培养进行范式探索，回归育人本位进行价值塑造。
微媒体沉浸体验是指在微信、微博等“微媒体”场景构建中，通过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寻求与目标受众更深刻的联结。粘附性是针对数字产品沉浸体验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它是指数字产品吸引和留住用户的性能。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以在线收集的351名大学生被试的数据样本验明沉浸体验、价值感知、群体影响对微信粘附行为乃至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意愿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证明，微信技术环境能够引发大学生的沉浸体验，沉浸体验可促进大学生的价值感知，价值感知可促进粘附行为，粘附行为可促进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意愿，群体影响同时促进粘附行为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意愿。为运用微媒体沉浸体验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学理支撑，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认同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提供了实践路径。
提升粮食安全韧性既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高水平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应有之义和迫切需要，也是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战略保障。粮食安全韧性是包括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多重维度韧性的系统韧性，但并非各链的“自构”或各链韧性的简单加总，而是有赖于各链之间耦合互动的有机协同，需要强化底线思维、系统思维，顺应双侧协同、三产融合、集群成链等趋势，抢抓政策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机遇，克服数量质量生态三重压力叠加、基础薄弱与竞争加剧形成双重挤压、弱质低效格局与政策供给匹配不足等挑战，统筹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全主体，以供应链打展产业链和价值链空间，以产业链延伸支撑价值链攀升和供应链完善，以价值链提升跨界重塑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强化理念创新、要素保障、示范引领、激励约束，为粮食安全韧性提升持续拓展空间、增强动力、激发活力、增进效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走自己路的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发展的压舱石与指南针。“双碳”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关注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双碳”与中国式现代化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在实践上“双碳”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双碳”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中国式现代化是总体框架，是全面发展的系统性工程，为“双碳”目标指引方向、确立原则、规定内容、提供路径；“双碳”目标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其目标指向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着价值理念的一致性、本质要求的统一性、发展道路的协调性、实现方式的协同性。在“双碳”目标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制度不完善与政策执行不到位、经济发展方式陈旧、区域发展不平衡、技术赋能薄弱等困境，需要在完善制度与加强政策执行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均衡区域“碳经济”发展、加快数字赋能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与治理，才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顺利实现。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存在着知识问答、编程反馈、协同创作等三种类型化的应用场景，遵循着问题提出、分析需求、生成内容、互动反馈，校准输出等五个基本运行环节。通过考察ChatGPT的应用运行，本文认为其主要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风险生成内在机理：第一，ChatGPT语料数据库的建立，存在真假双重性与匿名性；第二，ChatGPT的人机互动模式，以消除用户隐私性为基本前提；第三，ChatGPT对算法与算力的依赖，具有高度的技术单向性；第四，ChatGPT结果输出的高效便捷，具有技术沉溺诱导性；第五，ChatGPT的工具理性逻辑，具有价值判断真空性。当前，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存在着虚假信息泛滥带来网络生态治理困境、人机互动下的数字隐私泄露风险加大、数字鸿沟加重社会层级分化、人机交往单向化导致人类社会技术异化、新型人机关系带来科技伦理问题等五个方面的风险。对此，应从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人工智能治理共同体、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全过程治理、建立人工智能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统筹和协调发展、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等方面入手，切实推进对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如何在乡村振兴目标下深化对和美乡村概念意涵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美乡村价值取向与建设逻辑是当前理论与实践领域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根据相关政策演变分析发现：和美乡村这一概念并非凭空提出，其是由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不同阶段乡村建设的政策项目演进孕育而来，和美乡村建设目的在于回应解决乡村建设中乡村美化成果缺少本土性与实用性、乡村美化与建设成果悬浮于居民生活以及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关系不平衡等问题。基于对秦巴山区SY县的案例研究发现：生态环境和美、民居村貌和美以及生活文化和美应是当前和美乡村建设的主要价值取向；在实施和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发现、创造以及分享是和美乡村建设的三个关键环节。这些环节不仅对更新拓展和美乡村概念内涵具有理论启迪，还在实践层面为其他地方的和美乡村建设行动提供了经验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深入开展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乡村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从逻辑理路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凸显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明底色、揭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发展，同时也面临现实挑战。面向现代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要推进建设理念、布局、内涵、内容、流程的调整、优化、提升，提高乡村社会两种文明协调程度，助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文明演进。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重要发力点在于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智慧化”,推动基层政府带领下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的“精准化”。目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从智慧化管理维度仍面临着技术、理念、效果的现实张力，在多元化协同供给维度面临着结构失衡、资源整合程度不深、效能提升不平衡等困境，在精准化供需匹配维度仍面临用户身份认同不足、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价值与文化融合不充分等现实问题。突破这些困境，要在智慧化层面坚持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健全数字治理的制度机制；在多元化供给层面健全多元协作的制度安排，加强数字乡村产业建设；在精准化供需匹配层面完善精细化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水平，以三个维度的协同、协作、协调推进数字乡村治理“智慧化-多元化-精准化”的整体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