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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新征程上，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从中汲取团结奋斗的力量，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进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同时推动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多彩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遵义会议在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同时，也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中华民族崇尚自强不息的品格，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成就了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勇敢探索。中华民族追求多元一体的传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的观点，成就了遵义会议上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崇尚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成就了遵义会议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鲜明特点。从遵义会议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从“两个结合”中走出的“中国特色”便有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奠定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其精神内核作为激励党和人民不断前进和奋斗的因子在当代仍焕发着无限的活力。遵义会议精神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承载历史记忆、增进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意义。遵义会议精神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精神的层次和内涵，其主要精神内涵包括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不但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宝贵的精神动力，更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加强党的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进独立自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架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灵魂所在，是推动无产阶级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为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领导核心的引领下，党的革命事业迈向了胜利的征程，党的自身建设也逐渐走向成熟，党的指导思想也在领导核心的形成过程中逐步确立。
“第二个结合”不仅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更是党中央在新时代领导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纲领之一。“第二个结合”的实践纲领遵循着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定向，它指向的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在立足我国社会历史现实的前提性规定上，“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两重文化元素的动态活性为可行性根基，将在面向生活世界的存在论支点中实现本质结合，这是其达致原则高度的直接根据。这一原则高度就在于，以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为基础，在新的社会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力量，从而激发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生命与社会现实的历史主动与文化自信，引导人民群众深刻领会人与自然的感性生命共同体理念，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传统治道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和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新时代对中国传统治道文化资源的活用，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与经典示例。这一活用主要表现在将中国传统治道有关治理、任贤、廉政，修身、劝学、力行以及敬民、遵道、重史等方面的重要内容转化运用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论述、思想和实践中。其方法路径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传统治道进行批判继承，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汇融通。这一活用的实践与成功，有赖于一种施于其中的话语转化与连接工作，话语的转化与连接构成了“中、马”两种文化交汇融通的特定媒介和实现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滥用，是掌权者自治自律能力的丧失。反腐败是对公权力的管控和治理，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深化改革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大任务，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课题。其基本逻辑进路是：以治理权力为关键，创新体制机制为保障，建设廉洁文化为牵引。抓住关键权力的治理；创新重点和新兴等领域腐败预警惩治联动的体制机制；建设和加强新时代反腐败文化，在全社会树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极大耻辱的理念，从根本上破“心中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论述，不但是中华文明历史特性的准确概括，也是对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通过“和”“和而不同”等概念所体现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厚植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脉络中的价值传统。包容性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塑造了唐宋时代融合外来文化的文明盛世，也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保持创造力，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坚实根基和必由之路。
装饰艺术是中国文化当中兼具审美和实用功能的重要视觉表达形式，也是开展丝路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内涵与价值再研究的重要课题。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地域间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内涵与价值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丝绸之路上流传下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各地域图案纹样的传播和互动，交汇成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辉煌夺目的篇章。外来装饰艺术的中国化，是装饰题材扩展、审美情趣变化、艺术风格演进的过程。汇入丝绸之路各时期各种文化表象特征的装饰艺术，自西向东一路走来，经过漫长时间和空间的长途跋涉而形成多元的样式面貌，当中虽有初步的交汇和取舍，但始终未形成有主体文化意识的装饰艺术形态。进入内地后，以中和思想为道统的汉文化和外来多元文化经过长期多时段、多层次地磨合与交融，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且具有中国风貌的装饰艺术样式。外来装饰艺术的中国化是华夏先民以中国儒家、道家文化为框架、以中国哲学思想为核心的艺术审美改造、转化外来艺术形式的过程，最终形成具有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特点，符合自身社会需求的中国装饰艺术模式。
艺术史是一种文化认同，载录了不同文明从表层形象到灵魂深处的哲学思考，它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艺术门类及其衍变历史和发展规律。然而，世界艺术史书写的知识结构、话语逻辑和言说方式等都长期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虽然20世纪下半叶全球艺术史观的兴起逐渐让非西方艺术在艺术史中有一席之地，但是，对艺术史简单地修修补补已经不足以扭转和改变学界根深蒂固的西方艺术史观，只有以客观的艺术史实为前提，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构建具有民族艺术话语特征的话语规则和言说体系，才能书写出真正反映世界不同地域艺术风貌、艺术发展脉络和艺术演变规律的艺术史。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构成人类文明的具体形态之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自己的规则和规律。别现代主义审美学是建立在别现代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审美哲学，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别现代主义审美学在“美学”与“审美学”之间进行“深别”,从而形成自主性学术体系。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范畴体系、方法论上的不同，以及课程和教材的设立和使用形成别现代主义审美学的学科体系。别现代主义审美学以审美活动和审美关系构成的审美现象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除了哲学涵盖性外，形态学的、占比分析的、切割的方法更具有独特性。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应用和传播，将生成新的话语体系。
在美学研究中，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处于核心位置，美学史研究给美学原理的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当前美学史研究中，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从方法论层面说，西方美学史研究涉及文献问题、体例问题和学术模式等问题。西方美学史研究应发掘原始文献，重视二手文献；以“西学语境中的西学”和“美学问题的效果史”为研究目标；改变注经式的学术模式，减少美学史的书写，重视美学新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把学术重心从美学史转换到美学基本理论，美学的创新才能实现。
被称为“近代中国地图之滥觞”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首幅用三角测量法实测的经纬度全国地图，堪称明末清初二百余年中西文化、科技、知识交流与传播的典范。康熙发起全国大地测绘，原因之一是中俄尼布楚谈判中的地图因素。入华传教士带来了欧洲最新的大地测绘和绘制地图方法，促进了中国地图绘制事业的发展。《皇舆全览图》传入欧洲，并被杜赫德收入《中华帝国全志》,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的地理知识交流与传播，同时加深了欧洲对中国文明的了解与认识。
笔谈本是东亚各国间知识阶层互相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近现代以降则日渐衰落。单就中日之间的“文士笔谈”而言，其衰落始于晚清时期，尤其是西学东渐以后。这一过程中，“千岁丸”上海之行(1862)、森田思轩中国行(1885)以及吴汝纶的东瀛考察教育之旅(1902)中所发生的数次笔谈较具代表性。“文士笔谈”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在于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认同以及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然而随着“西学”日益强势，笔谈者对“西学”的态度也呈现出差异，笔谈的基础开始动摇。换言之，近代以来笔谈的衰落与西学东渐密不可分。
绿色债券标准是绿色债券制度体系的核心。本文通过分析绿色债券标准制度体系的演进后认为，绿色债券制度演进是发行者、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这三个制度主体利益驱动的结果。当制度体系满足制度环境的需求时，绿色债券市场绩效较高，制度主体的利益均可得到增进，制度体系也能相对均衡。同时，持续变化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各制度主体利益使制度体系失衡，推动了绿色债券制度的演进。此外，政府在接受到各制度主体的制度变革诉求后，通过自上而下主导绿色债券制度体系的演进，不仅释放了被不完善的制度所限制的市场潜力，而且推动实现了帕累托改进。鉴于此，政府监管部门有必要按照路径依赖，引领绿色债券制度体系渐进式完善，从而进一步释放绿色债券市场潜力，进而满足“双碳”目标下的巨额绿色资金需求。
本文以2013—2023年我国商业银行和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银企数字化耦合度与企业ESG“漂绿”指标，实证检验银企数字化耦合对企业ESG“漂绿”的影响效果及供应链溢出效应。研究表明：银企数字化耦合不仅能够显著抑制企业ESG“漂绿”行为，而且其还具有一定的边际递增效应。机制分析发现，银企数字化耦合能通过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弱化管理层委托代理来抑制企业ESG“漂绿”现象。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管理层具有金融背景或海外经历的企业中以及在“明星企业”和“创新企业”中，银企数字化耦合的赋能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银企数字化耦合具有显著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其能够进一步抑制目标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商的ESG“漂绿”现象。
金属产业作为推动制造业的重要支撑，其绿色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印证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本文从企业层面探索金属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改进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和全局分解(SBM-DDF-GML)测算我国金属上市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探讨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如何受试点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属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有着先降低后升高的总体趋势，且主要增长阶段发生在两个试点政策实施后。同时，“低碳”和“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对金属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显著，且双试点城市的政策效果相对单试点更强。此外，“低碳”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对金属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了促进作用。
中国政府将数字乡村建设视为增进农民群体福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民福利水平，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推动人口回流间接增进农民福利。但数字鸿沟在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民福利水平提升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其中二级数字鸿沟是阻碍和削弱农民共享数字乡村建设成果的主要因素。
农业强国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其需要多种资源的支撑和供给，而农村农业劳动力资源则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最基础资源。在人力流动、人口老龄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农村农业劳动力资源已经呈现了新的结构性特征，即农村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有着更为显著的差异性内涵，农村劳动力冗余与短缺并存，农业的老年化和女性化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农业劳动力资源也日益突破乡村边界。挖掘好各类农村农业劳动力资源，强化产业发展的融合性和韧性，为下乡人力资源做好保障和服务是人口视角下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从技术革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技术革命是推动农业变革的强大引擎；从农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探究，生产力革新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建设农业强国要发展好新质生产力这一新动能。当前，新质生产力助推农业强国建设还面临着科技进步贡献率偏低，“卡脖子”问题突出；绿色发展水平仍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农业产业体系亟待升级，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优秀人才资源供给不足，持续发展动能较弱等现实困境。新质生产力助推农业强国建设的发力点和实践路径在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革命性突破，增强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塑造农业发展绿色动能；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升农业发展竞争优势；推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激发农业发展强劲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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